2010/1采访
艾晓明
1.艾老师，你当一个学者，也当一个导演。请你介绍一下你这两种身分。
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教书、写作。2004年，我开始拍摄纪录片，到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做学术性强的专业写作了。我依然担任着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但是我主要的表达，是通过纪录片来完成的。
2.你的导演身份和教授身份有什么关系？ 你当一个学者影响你拍纪录片的方式吗？在什么程度呢？你认为天天跟学生有来往带你什么样的好处？你希望除了一些大学方面的知识以外，你的工作可以让学生了解一点什么？
我的导演身份，跟我的教授身份的关系：在目前，一个重要的关系是，我已经得不到任何基金资助来拍片，我的拍片经费来自我作为教授的退休工资。作为学者，影响我拍片的是，我的教学依然要占用相当一部分时间。
我还是很喜欢和学生交流的，但是今年十月前后，我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四个大学的讲座都受到阻拦。我曾经期待通过讲座得到一部分津贴，以便补贴我的纪录片成本，现在看来，连这个也已成为不可能。
我的部分纪录片作品，曾经成为很多大学性别教育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太石村》等作品的题材被当做禁忌，国内能够采用这些作品来进行教学的空间已经非常小。
我认为，我的工作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当代中国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变化、维权运动、民生状态以及可能的改变。尽管在中国大陆，它的传播受到强烈限制，连民间的电影节也难以播放我的作品，但是在国外很多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收藏了我的作品。我觉得，他们的学生可以用我的作品来进行有关中国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教学。
3.你已经拍了不少纪录片，请你介绍一下的作品和工作方式。
我的作品简介，可以通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网页来查阅。我也曾经在我的新浪博客上谈公民影像和公民记录，在不久前，我的博客也被封杀了。
4.有没有作品，事件或人影响过你的工作？
我开始拍摄纪录片，和胡杰先生有关。当时我邀请他来我们学校，帮助我们做《阴道独白》中国演出以及《阴道独白·幕后故事》的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摄像机以及编辑机的操作。在合作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因此也开始策划有关中国女性题材的纪录片选题。由于缺钱，我开始独立拍摄、做后期剪辑和制作等。胡杰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纪录片创作方面的重要合作者。
自2004年拍摄《天堂花园》以来，我纪录片中的人物、相关的事件，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基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因为不做纪录片，我的生活主要是在书斋里；不用接触那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而一旦介入到这些社会问题以及冲突性的事件中，我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和限制已经越来越多，处境也越来越困难。
但另一方面，我必须说，我们片中的主人公， 无论他们是公民记者、维权律师还是当地的艾滋病工作者、环保卫士，他们承受的牺牲远远超过我本人。我的纪录片，属于中国正在展开的公民维权运动；它的内容和影响，与这场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它承受压力，是必然的，对此，我个人也有准备。
5.你的片子是用什么方式来发行的？它们是在哪一种空间放映/播放？你对这些空间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的观众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作品，像以前申请香港乐施会、中加合作公民社会等项目资助时，都申请了一部分制作经费，因此，是无偿地提供给学校老师、公民团体使用的。到目前为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了我所有的纪录片作品，他们向海外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推荐时，也反馈给我们收藏费，这个是一个传播渠道。此外，香港采风公司帮助我们向海外的图书馆推广，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底结束，也协助收回部分成本。但是，总的说来，在中国内地，没有发行渠道，在大陆之外，渠道也非常有限。像去年一年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给我们的收益，工作室能够留出的不到一万（一部分捐给了公益团体），完全不足以支付成本。
我的作品，也被上传到you tube ，以及一些网站上，供人们无偿观看和下载。我的观众，主要是关注中国社会运动的人。此外，香港华语纪录片节连续两年选择了我的作品，香港的社会运动电影节也播放过我的作品，这些活动，是没有放映费的。前年法国巴黎的中国独立影像展也选入我的作品，我看到，观众主要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学者、研究生、记者等。
我每完成一部作品，都会送很多给自己的朋友，他们是教师、记者、维权律师以及公民志愿者；总之，是有社会关怀、人文理想并希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普通公民。
我还要感谢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他们喜欢我的作品，因此也有公民个人通过朋友捐给我一些制作费：10元钱，可以买刻录光碟的碟片、塑料盒；100元，可以买6个半录像带；1000元，可以支付一首插曲的费用；10，000元，可以买三分之一编辑机。无论多少，对我都是特别大的帮助！
6.你认为在中国现代纪录片导演那一群人当中你的地位在哪里？ 你跟其他中国导演有什么样的关系或差别？
我开始纪录片创作的时间不算长，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地位。当国内有独立纪录片节希望邀请我参与时，公安机构介入，强行阻止他们放映我的作品，这使我缺乏机会认识其他纪录片同行。
我觉得我的区别是在于，我依然要承担很多教学工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的作品被认为选择了政治敏感的题材，它本身成为一种介入性的行动。当我的合作者遭遇牢狱之灾，我不会保持沉默，不会仅仅把他当做我拍摄的故事。我会大声疾呼，要求释放，正如目前我对待公民志愿者谭作人的态度一样。
7.你的片子都谈一些公共的社会问题：征地，民工，什么的。你怎么选择你的纪录片的题目？
我的选题，主要和妇女权益相关，因为完成这个题材，可以用到我的专业知识，也可以用于教学。但是从去年拍摄《我们的娃娃》开始，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选择很有限。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经费。如果没有任何项目资助，拍完一部纪录片，已经是山穷水尽。仅仅靠我的退休工资，无法支持下去。
8.你认为你和媒体记者的差别是什么？
第1，他们有机构给他们支付路费以及相关的成本；我没有。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如何抵达现场、在现场停留多久。
第2，他们有采访证，可以要求政府机构接受采访；我没有采访证，任何机构都有权拒绝我的采访。
第3，他们有发表渠道，我没有。
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优势：
第1，我一直以志愿者的态度拍摄纪录片，这使很多人愿意无偿地帮助我。我的合作者，都是志愿者。我们的目的不是挣钱，而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2，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难以通过主流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愿意告诉我自己的故事，他们也相信我有能力讲出他们的故事。他们认同我的工作和我的独立性。
第3，尽管我没有发行渠道，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没有哪部作品能被封杀。只要想看我的纪录片，通过朋友复制、网上下载，都能够看到。
9.现在许多女导演拍的片子都谈一些私人的问题：性别、身体、心理问题什么的。你有一点相反：好像对公共社会问题更有兴趣，从《阴道独白》以后你很少提那些题目。为什么？
我拍摄的题材，很多是和性别、身体等相关的。《我们的娃娃》也一样，里面讲故事的大多是母亲。这类题材重要、影响到很多人，所以，它吸引我。一些私人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去拍。我愿意去做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作为学者和行动者，我理解这些问题多么重要。
10.你原来拍的记录片很像直接电影。现在你的工作方式有些变化：你的片子里现在包括很多的不同来源的录像，比如一些媒体影像，照片，业余录像，特别是在你目前拍的《我们的娃娃》。把这种影像加上你的片子有什么作用？你认为让其他人参加拍一部纪录片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的娃娃》里采用了不少四川本地公民在第一时间拍摄的学校倒塌的场景，这里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从影片来说，我们当时不在现场，它补充了这个空白。第二，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公民记录的重要性。在川震校难发生后，当地公民的记录拍摄，保存了有关这场灾难最重要的视觉记忆。第三，家长在维权的过程中，他们也用摄像机取证、记录自己的维权过程，这种记录的意识，显示出公民对运用媒体技术的自觉，它是公民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新的特征，我希望观众看到这个特征。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主流媒体与公民记者的互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谈新闻价值，从来都只谈记者的贡献，正如过去人类学，只有人类学家的贡献，而那些少数族裔，仅仅是被研究的对象。他们如何参与了知识的发明，被遗忘了。因为他们不具有那种法定的主体位置。
而创造知识的主体位置也是争取来的，公民记者在报道川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境内主流媒体退出校难报道时，公民记者持续地、执著地坚持调查、问责、报道；当境外媒体联络公民记者、志愿者时，他们冒着重重压力，接待、保护这些记者，帮助他们抵达目的地、面访关键证人、完成自己的报道。更还有，从谭作人到艾未未，他们自己的观点、文章，不仅构成境外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议题以及新闻价值，而且，在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在与国家暴力的冲突中，他们付出的牺牲，是超过无数主流媒体记者的。
我认为，谭作人等公民记者，对提高中国社会透明度的重要性、在公民参与方面的推动作用以及承受的苦难，正是研究媒体与中国公民社会互动的重要课题。可惜的是，他们的贡献，还远远没有被认同。
11.像你拍的中国纪录片都提一些很重要的公共社会问题，但是虽然这些题目跟很多中国人有关，观众相当少。你怎么看这个有点矛盾的情况？可以说中国纪录片缺乏一个发行空间吗？你对中国纪录片的发行问题有什么判断和希望？
我不认为观众少，如果我的作品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或者在电视台上播放，我相信，我得到的收入足以支持我继续拍摄纪录片。问题是这些作品被禁止，我无法实现我的表达权，我也得不到作为媒体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保障。像我拍摄的这类独立纪录片非常缺乏发行空间，但困难不在于商业环境，而在政治环境。
我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很多独立的中国纪录片，都会得到一些变通的可能性，进入发行市场。因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题材是很广泛的，一些当时被视为敏感的题材，随着时间的过去或者问题的解决，也会脱敏，其中一些作品已经出版，还有一些作品，也会逐步得到出版机会。
我对自己的纪录片进入中国大陆的发行市场，基本不抱希望。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但我没有把握；不过，我也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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