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告慰孩子们的在天之灵
编者按：去年大地震后，尽快重建成为灾区的首要考虑。灾区建设，动员了大量的专家包括设计师、建筑师，集中了前所未有的物力和人力。
然而，在当时就有两位建筑师，提供了显然不同的思路，他们认为，救灾要急，重建要缓。而力图三年内就完成重建，可能是“毁灭性的重建”。这里重登他们在网站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希望引起关注和讨论。
与灾难共生 可持续发展
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
刘小川 东梅
2008-7-16 刘小川 东梅
汶川地震2个月过去了。先是子弟兵奋勇抢救生命；接着是白衣天使救治伤员；然后是心理学者修补心灵。
就此各种心理学流派各显神通，有的主张哭，有的主张笑，有的主张运动，有的主张倾诉。究竟哪路神仙起到治愈的作用，尚不能知。现在，建筑师粉墨登场了。有的说要迁移，如果不迁移就是违背生命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想要人定胜天。有的说不能迁移，迁移就是逃跑，安全地带为什么要放弃！
所谓专家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事有经验，而只有智者才能洞悉未来。显然，在汶川重建问题上仅靠专家是远远不够的。但谁又是智者呢？智者存在于愿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的人与灾区的民众之中，存在于他们对未来的共同思考中。
我们无处可逃
根据网上资料整理，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其中因灾死亡数千人，需转移安置300多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000多万公顷，成灾2000多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随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灾害损失有日益加重的趋势。从灾害区划看，全国有74%的省会城市以及62%的地级以上城市位于地震烈度VII度以上危险地区，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灾害严重的地区。中国的山地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43％，高原占26％，盆地占19％，平原只占12％。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非常不幸，我国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1/4。在有发生各类自然灾害的可能的地区，难道都不适合人类居住？
实际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和孩子在家留守。如果能够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可能放弃土地。问题是务工所得仅够维持家庭日常现金消耗，而土地是他们养老的唯一希望。城市容不下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返乡。中国有数百万水库和矿区的移民，他们的生存状况告诉我们，移民之后，生活将更加艰难。因为他们移不到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移不到城市，最后还是移到地震带上，移到所谓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上。
次生灾害的威胁
移民说的主要依据是次生灾害的威胁。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笔者在95年为考察羌族民居跑遍川西北羌人聚居区，在5.12地震后又去汶川卧龙考察。目前看来，这片土地的确不安全，山体开裂，滚石不断。当地民众都说每天听山石滚落，每天经历余震，他们已麻木了，其实心里都有怀有巨大的恐惧。少数有条件的，已经移出，成为自然移民。大多数在等待，不知道路在何方。
一般而言，地质灾害发生后，在3-5年之后地质状况会逐渐趋于稳定。而5.12地震是千年一遇的大震，难道我们要为3-5年的恐惧而放弃千年的生存之地吗？我们放弃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流传3千年的羌族文化。在族群离散，故土失灭的情景下，又有那一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延续？在地质稳定之后，再来判断哪些地段适合人类居住，哪些地段经过治理适合人类居住，哪些应该放弃，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救灾要急，重建要缓
根据各国经验，尤其是台湾9.21震后重建的经验，救灾要急，抢救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但是在面对满目苍夷的废墟时，一定要慎重思考，宁缓毋急。其实，即便是专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他们都仅仅具有某一方面的经验。又有谁能站出来说他是如此大规模重建的专家？想3年就完成重建工作是毁灭性的重建，在地质状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冒然大规模建设，不仅劳命伤财，还会因设想不周造成不可弥补的硬伤。边设计边施工已是政府明令禁止的，难道又要重演？强制村民下山高密度集中居住，让他们远离土地，更是无情毁灭本已脆弱的乡村文化。何谈以人为本，科学规划？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民众其实他们需要时间研究，需要与当地居民和所有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共同谋划他们的当下与将来。
根据台湾的经验，重建周期约为9-10年。在这期间内，政府和社会应承担起持续的援助工作。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建好许多高楼大厦，旧貌换新颜，而是为那里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能够过上有希望、有自尊的踏实生活。
与灾难共生，可持续发展
谁也无法为想要移民的人找到如圣经上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注定还要生活在从父辈手里传承下来的土地上。救灾的主体是他们自己。
自然灾害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的膨胀，众多的小水电，过度的垦伐及开矿等对生态的破坏加剧了次生灾害的诱发。承认过去过度开发的错误，才能打消重建原样城市规模或超越震前城市规模的理由。确定长远发展的合理规模，使之持续地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这片多难的土地上，生存之道只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重建之路上，我们要更多地考虑环境的容量，尝试非城市化之路，珍惜土地，节约能源与水资源，要对废墟里的建材进行循环利用，要从建筑的全寿命周期来评估建筑的经济性，要重视废物排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要让地域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延续！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落到实处绝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之力能完成的。它不仅需要政府主导，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更需要广大灾区民众的觉悟与自主参与。在灾难面前，我们可以喊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在灾难过后，我们也应有勇气做到“与灾难共生，可持续发展！”这样，我们才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耕耘的、和谐的新家园。
灾后重建家园，可持续发展规划先行
汶川地震，救治伤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大面积的房屋倒塌，几个重灾区，有的村镇被夷为平地。县城里少数屹立不倒的建筑，变形严重，也成了危房。当抢救人员的工作告一段落，民众得到临时安置后，重建工作的难题将立马呈现出来。在人少的乡村，或许还可以就地或易地重建，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县城，集镇，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曾在05年12月在北川、茂县、汶川、理县等地考察羌寨的碉楼建筑，对那里的情况稍有了解。
第一：当地建设用地十分狭窄，县城基本上都建在山沟里，周围山势较为陡峭。城中或城边都有河流穿过，两岸稍微平坦的地方，建筑林立，密度很大。
第二：建筑以多层、低层建筑为主，大多为砖混结构，抗震能力弱。
第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大，多为羌族、藏族。他们有自己的白石崇拜，有自己的语言、传说和生活习俗。
第四：羌族被誉为“云中的民族”，其碉楼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全人类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但其历史遗存的保护从来没有纳入正轨。
难道我们能让灾民在失去生命财产的同时，或因我们的鲁莽建设，再一次失去其精神的家园吗?
简单到成堆的建筑垃圾无处堆放，现实到灾民的生活安置、悲情的寄托，复杂到如何恢复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我想，没有一个超前的总体规划而仅靠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勇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因决策工作失误而造成城市发展的硬伤，我们还有何面目去面对死去的同胞和存活的生命。
重建的过程是漫长的，有人估计要持续十年。而我们认为，十年远远不够。现在的重建就是要为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再遭遇相似的苦难。要让存活下来的人及后辈们都能尊严而幸福地活着。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来指导我们的重建行为。
规划将重点研究或确定以下问题：
1.人口的登记与普查。查明幸存人口的数量、性别、民族、年龄构成，以及迁徙与否的愿望。为将来城镇规模作出科学预测。
2.灾区总体的职能定位。以农业、林业、服务业、旅游业或其他行业为支柱，促进休养生息。
3.场地的评估。对场地进行科学评估，回避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划定可建设区域，避免悲剧重演。
4.废墟的清理与循环利用。本来紧张的用地消化不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建筑垃圾。其实，垃圾中还是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元素。例如钢材、玻璃，甚至砖瓦水泥。靠外界先进技术的支持，在当地建设小型加工厂，就地消化循环使用。
5.城镇功能区的科学划分。临时聚居点和永久居住地的关系。人员紧急避难点的设置。告慰亡灵的纪念场所。地质灾害的遗迹保护。学校及政府职能机关的设立。
6.基础设施的完善。路、水、电力、电讯、燃气的等基础设施逐步恢复。
7.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植被的恢复、污水处理的零排放及循环利用。
8.清洁能源的使用。如水利能、太阳能、生物能的运用。
9.生活垃圾处理与循环利用。可采用堆肥、焚烧等技术处理生活垃圾。形成循环经济。
10.农村住宅建设的援助与指导。鼓励农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住宅。
11.文化遗产的清理与拯救。羌寨虽美，但也不能成为死寨。如何改造使之成为现代人宜居之所是羌寨得以保存的唯一之路。羌人没有文字，要是没有了羌寨也就没有了羌人。
12.教育、就业及社会福利模式的创新。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孤儿、孤寡老人、单亲家庭、残疾人对社会生存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活着的人心理承受着持久的压力。如何抚平悲伤，走向正常生活，需要我们作出巨大的努力。
以上不论那点没有研究到位，可能带来不良的后果或是巨大的浪费，进而形成城镇的硬伤，让西部仍然贫穷，仍然落后。我们特别不希望看到千篇一律的重建工程，抹杀了地域的文脉与特征。我们希望有远见的规划专家能尽早走到一起来为灾区的重建出谋划策，让灾民及后代活的有尊严、自信、自由，逐渐抹平伤痕，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
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
2008-5-16
2008-5-16
拿什么告慰孩子们的在天之灵
刘小川
我们知道，倒塌的聚源中学掩埋了近千名师生，而聚源小学却无一伤亡。我们知道倒塌的北川一中也掩埋了一千多人，而紧邻北川的安县桑枣中学却无一伤亡。是地震选择了目标还是我们自己埋下的种子？
当国家救援队的队员说出“这哪里是钢筋，这是铁丝！”时，讨伐无良承包商的呼声渐起。然而，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无良承包商、这么的多“豆腐渣”工程？
在建筑设计层面上讲，我国在唐山地震后，认真地总结经验，经过不断修改的抗震设计规范基本能够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汶川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建筑抗震烈度等级只有７度。虽有所损坏，但挺过了这次８级地震，保证了人员的安全。这也是几个清华设计师请缨设计聚源中学的底气来由。关键在执行、实施。
在实施层面，许多违背当初制度设计者初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在展示国人智慧的同时，也将我们推向灾难的深渊。
首先，工程招投标普遍存在价低者中标和围标的现象。有些中标价格低到没有利润的程度。甚至发生工程施工到一半，承包商人间蒸发的闹剧。承包商降低成本的路只有两条，偷工减料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围标就是某一个投标人以不同的名义参加同一项投标，投标形同虚设，腐败滋生其中。其次，工程监理制的名存实亡。监理既不能为业主做主，也约束不了承包商。加之监理人员的职业特点，自身没有技术进步的社会压力，人员素质每况愈下，沦为各方所需的美丽程序摆设。第三，政府职能的淡出。质检站已退出了直接质量监管工作，因为有了监理制。他们只须在盖满图章的文件上再盖一个章而已。
然而，中国人却创造了双赢或多赢的美丽现实。首先，不论以何种价格中标，承包商均能盈利。其次，监理行业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三，政府机构人员精减。在一个所有人都赢的循环模式下，真的没有输的吗？
废墟里师生的亲朋好友们、家长们曾经也是赢者啊！不仅仅是建筑方面，想想食品方面、药品方面、能源方面，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谁是赢者，谁是输者？
中国人经常嘲笑德国人和日本人工作中的迂腐而沾沾自喜自己的聪明与灵活。也许我们需要象桑枣中学校长拿40万元加固17万元危房的“傻子”。如果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不能造就出千千万万个“傻子”，只能仅赢在今天却输在明天；如果住宅与城乡建设部、教育部的官员们不在道义层面上引咎辞职；如果埋藏在我们心底的爱只能在灾害来临时短暂爆发；我们拿什么告慰孩子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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