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A
  1. 譚作人案專頁
  2. B 公民調查 放映(暫畢)
  3. 1. 作品:《公民調查》
  4. 2. 365封信藝術行動
  5. 3. 公民訪談錄

2010年1月8日

艾曉明:讓我們彼此看見……

让我们彼此看见……
--写在巴黎放映之前


文:艾曉明


手持攝影機的艾曉明



法国朋友告,颁奖仪式后,他们会放映我的纪录片。我不知道今天这里将会放映的是我的哪一部作品,从2004年开始,我与独立制片人胡杰合作,完成了十多部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妇女以及维权运动的纪录片。当我酝酿这篇文字之前,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那是2005年,我在为纪录片《天堂花园》寻找影片的配乐,我看到古筝音乐家杨典先生的一篇论文《血琴鉴》,深受启发。他说的是,古中华帝国历代最伟大的琴人大多是反抗暴力、呕心沥血、以身殉道之辈,古琴的灵魂是那英勇无畏的音乐家践行自由的心性。

在《天堂花园》中,一位母亲苦苦寻找女儿被强奸致死的真相,面对遗体被破坏乃至心脏标本被毁灭的处境,她忍受着超人的痛苦,自己配制了福尔马林药水来保存遗体……影片结束时,嫌疑人被判无罪但要做出五万九千三百九十九点五零元的赔偿,一个矛盾的判决!

这是当年和改变中国法律的孙志刚案一样影响巨大的黄静遇害案,这一次,受害人是一位女性,非常多的女性主义者参与了呼吁和推动。但是,到今天,你问问中国的大学生,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一场英勇地失败了的运动。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追求社会公正的民间行动,还远远不能进入合法的知识系统;还有一个原因是,更多、更恶劣地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比这个案件更大规模地发生着,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持续地关注某一个案件。

推动我走上拍摄纪录片道路的,就是这个妇女遭受暴力案。我惟一的想法是:让我们彼此看见。我们要看见,如花的生命怎样遭受凌辱,又如何因对妇女暴力的漠视以及司法不公,死无葬身之地。我在那里,用了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来衬托一位母亲与儿女生离死别的哀恸,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由这悲痛所激发出来对社会公正的争取,是这部纪录片的灵魂。这是血与琴、记录与艺术不可分割的关系。

2005年9月,我拍摄了有关广东村民选举的作品《太石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命运,因此逐步改变。我被限制出境、再后来,也被限制出现在课堂。甚至,中国最著名的几个大学不允许我去做讲座;有些独立纪录片影展,也禁止放映我的作品。但我对这一切已经无所怨言,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独立作家和纪录片工作者,早就在承受这样的命运。与之相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在成为纪录片工作者之前,我有过二十多年大学任教的经历,我得到过很多交流的机会以及学术研究的训练,这准备了我的能量去开辟纪录片的领域。

我还应该说,我特别感谢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命运,它使我学会了观看、体会和理解:在我们这个艰难的社会,妇女们承受了何等的痛苦。在《中原纪事》里,河南艾滋村的女性,当年因为所谓的“血浆经济”的兴起而卷入有偿献血,随后感染艾滋病;在《关爱之家》中,女性因为在医院生孩子被输入污染了的血液,从而母子双双感染;在《我们的娃娃》这部片子里,父母们为孩子葬身豆腐渣校舍而痛不欲生……我个人完全没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使得我在编辑线前一次次泪流满面。

但在记录与剪辑的过程中,我还看见了更多的、让我鼓舞和激动不已的东西:那澎湃的、要求权利的激情和行动。用一句中国俗语来说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在很多极端的处境中,看到了妇女空前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无论这些女性是像高耀洁教授那样的知识女性,还是像《公民调查》中的普通志愿者,或者,是在《我们的娃娃》片尾拿起了摄像机的川震遇难儿童母亲。

在我眼里,争取权利,就是今天中国人灵魂的形象,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它必须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血脉。

电影是在法国发明的,一百多年之前。我想,如果当年西蒙•波伏娃有摄像机,妇女解放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因为,我们会更早地看到彼此,从而互相激励。今天,技术的普及带给我们可能,让我们在这里相遇。我衷心感谢今天放映的组织者,感谢所有观众,感谢你们通过我的纪录片分享有关中国女性从痛苦中站起来,奋起争取权利的故事。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