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微微、志愿者和寻找遇难学生名单
——访 “公民调查”志愿者和发起人艾未未
艾晓明
访问时间：2009年3月22日 星期日
访问地点：北京草场地 艾未未工作室
写在前面：
假如用四川方言发音，艾未未就成了艾微微；一个志愿者在调查日志中记录警察的话，情形就是这样的。接下来的评价是：艾微微，那是个疯子。
有很多人看艾未未的博客，当然，骂他的人也不少。我说的不是四川警察，而是文人圈里。有一次我在一个不太正式的讲座中说到艾未未，遇到强烈反击，几乎没法讲下去。据说这还是好的，起码没有撕破脸。
其实我不了解艾未未与业内人士的过结，我之所以要采访艾未未，是因为他作为公民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尤其是发起公民调查，到四川灾区查找遇难学生名单。艾未未在一个搞不好就涉嫌犯罪的议题上，采取了高调出击和明目张胆的姿态。受到这位艺术家自由想象和批评勇气的吸引，很多年轻人进入到艾未未那个招牌有假的院落，开始核实名单这项相当繁琐的工作。
高度敏感的名单、名单背后的故事、灾区日常生活的悲情喜剧，以及超过一千万的点击率，使得艾未未的博客成了网络时代公民新闻的一个强大平台。假如做一个民意调查，在遇难学生这个议题上的公信力，艾未未的博客无疑超过CCTV为代表的所有主流媒体（更不必说，他们的投入和这些媒体的花销相比之悬殊）。
这句大实话肯定不算褒奖，作为前文学专业评论者，我更有兴趣的是它作为艺术行动的前卫性。以前，我们耳闻一些行为艺术，或者是集中在小圈子里，或者不涉及政治独霸的议题。还有一些，例如把一个山头包裹起来、在某个地方摆布大量雨伞，它的符码和公民关注有距离；简单地说，不好懂，参与不进去。不好意思，我也许把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搞混了，我原不想置喙我半懂不懂的艺术。
而艾未未以公民姿态发起的对川震灾区遇难学生名单的调查，充满了前卫的艺术精神：第一，挑战禁忌；第二，身体力行；第三，社会参与。
在这场“寻找名单”的艺术行动中，参与度最高的是四川官方和警方。那些地方干部和警员，对着志愿者的电话坦陈他们的质疑、想象和反感，我们从中看到普通公民在这一体制内台词中占据着多么可恶的角色位置：女特务（还是美国派来的）、拿外国人钱的、疯子、扰乱社会治安、搞政治、被反华势力利用……
渺小而固执的艾微微们，他们叫杨立才、赵颖、郭克、马郡、杨瑞豪、王荔蕻……总之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后去灾区一百多人次，每个人都像个蹩脚演员，说着同一句台词：要名单。在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各乡镇学校和警方都捏着户口本、学生花名册，人家就是不给你；有警车追逐、有警员设防、还有旅馆、网吧驱逐、清查……可是他们不依不饶，兢兢业业，在5·12周年祭之际，公布了五千多个名字（名单网页不断遭遇删除，等你看到时，又剩不了几个了）。
伟大的中古骑士堂吉珂德啊，为你21世纪的中国远亲授勋吧，看他们骑着你驽辛难得的卧槽泥马，敲着“我是公民”的破铜脸盆，演出了一场多么动人的现代川剧。
因此，我要采访幕后黑手艾未未。
又及：我到艾未未工作室/家（门口挂着个假招牌：北京.朝阳区.草场地258号 FAKE），他正在接待朋友，不时又有访客敲门，来人要求合影，艾未未很乖地与之合影，来客又要求参观那个著名的马桶……所以，我先去采访了正在工作的志愿者们。
请问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呢？
一位普通话带西北口音的志愿者：看一下,这是我们目前做的核对的名单。大概的最初的时候，艾老师就在关注这个遇难的学生。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学生的名单，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最后就决定——最初我们是向政府、以为政府会提供这么一个名单——向政府去咨询。我们想要到这个名单。但是没想到，比我们预想的要非常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做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困难就是要不到。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官方的渠道，去取得这个我觉得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的真相。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遇难学生的名单。
为什么你们要这个名单？
因为我觉得死亡对一个人来说，就像艾老师说的，一个娃娃他活了三天，他也是一个生命。艾老师最早也亲自去了汶川那边，他触动也比较大。就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我觉得这是个……就是我想知道。也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中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更加想得到这个真相。
为什么想得到这个真相？
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本身这是一个天灾，而且政府是应当把这个东西公布的。
那么你们在打电话调查的过程中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不知道。
你们打了多少电话？
很多的，好多通。具体数目……我是负责名单这一块的。十分之一吧，了解到的数目的十分之一。
你的基数是从哪里来的？
网络上都不太确定，我们就是一种民间的方式。
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收集名单？
有的是网友提供，还有的是我们的同事下到四川实地调研。
整理这些名单你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最早在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我们了解到的地震在网络上就是一个数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对很多人也是这样。触动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切肤的。
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当然有遇难学生的照片，有遇难学生的家长对遇难学生的描述。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有什么特长，歌咏比赛得了多少奖，他是多么活泼可爱。这是家长对他孩子非常主观的描述，但是在我整理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比原来我在网上了解的到的，更加的切肤之痛。
还有这么多的名字，当很多名字堆积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忘不掉这个事情。因为地震的时候，我在学校还没有毕业，就是从网络上，还有从我们同学的一些反映上，都是从这些来了解一些感受。我们当初以为是很有感触的，但是发现之后就会慢慢地忘掉。
现在我觉得可以已经忘掉这件事情了，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善于遗忘的。当这个事情你又把它放在这切实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件很大的事情。总的来说，跟艾老师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这是你们已经整理出来的名单吗？
这个是我们从网络上，还有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一个受灾状况。可能跟事实上有些出入，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实地调研的。这是受灾状况，这是死亡人数，然后受灾的程度。这边是我们尽量了解到的校长以及联系方式。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里是九所学校，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止。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后来有出入的，我们实际核查过。跟这个有出入，我们用手工做的标记。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参与这个志愿者工作的感受？
一位普通话带广东口音的志愿者：以前更多是旁观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参与得很少，只是昨天整理了他们一部分名字的时候，其实做一点点事情就发现，那个需要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在艾先生博客上看到那些名单，可能我们很容易、几秒钟就把他的一篇文章看完了。但是我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有过来，看他们工作。（他们）都是非常卖命地做这么小的事情，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公共事件，他们把自己很多个人的时间都赔在上面了。
但是我看他们都很愿意，是真心地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了解关于什么官方的报道，关于四川的这个事件都不多，无论从哪里得到的都不多。我只看到最近反而有很多人去关注艾先生所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他在努力吧。我的想法就这样。因为这一段时间来，他最开始整理这个名单，我基本上都有过来有看到，有了解他们同事之间到底有做了什么工作。
你觉得寻找这个名单有什么重要性呢？
什么重要？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如果是，我要看到底是谁问这个事情。我要问一下他，问一下观众，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是多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重要，你自然会去参与，会去想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行动……如果你觉得不重要，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很简单，我觉得这是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意思呢，很有温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情怀，很有温度，不是冰凉的一件事情。
你在整理这些名单时 你想到了一些什么？
另一位带点南方普通话口音的志愿者：我想到很多人。因为我去过四川，见过那些孩子们。这么大的，十七八岁，或者更小的十五六岁。我也是从孩子长大的，我没必要说那么多天真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温度，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没了。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名单是重复的，我们需要标出来，就是可能会修改一些。 这是修改的名单，可能是有误差的字。
（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做，我们替他们做，就这样。虽然可能是……我们尽量做到最好就可以，最后就算是提供一个档案吧。
艾未未：
我是汶川地震以后去了四川，去了映秀、还有几个其他的震区。当时去就是想看一看，体验一下这样的地震在实地上是怎么样的。因为当时报道很多，而且报道已经开始变形了。最初你会发现具体一些，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很快就变成歌功颂德。对真正的地震、严重的状态——因为是很悲惨的一个事，你看那个数字已经开始是五位数，但是你会发现已经变成一种歌功颂德：抢修多么及时，多么关怀，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套是很俗套的做法。我想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人还是用一套很陈旧的习惯在做，所以比较反感。那么到灾区一看，才看到是怎么样的，到底有多严重。
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抢救已经停止了，到处是军车和志愿者。
你们哪天到的？
我们应该是二十多号才到的——二十二号可能。但我记得我们先是去的都江堰聚源中学那儿，明显看到是校舍塌了，但是旁边的那些房子都没有塌。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这些校舍是经不住这些地震的。
我也去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同样的：学校倒塌了很多。只知道学生死亡了很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只是看到了家长那个时候，已经处在一种很无助的状态下了，都拿着照片告诉我们：无论是地方还是校方的领导都没有出现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安慰。所以你看到这些灾难是实实在在地落到一个个家庭身上，或者这些个人身上，但是这个社会实际上跟他们是断裂的。
一面煽情煽得很厉害：电视台、还有民众，又是捐款，又是这种，搞得很热闹，煞有介事；但另一方面又是非常无助的、孤独的，完全没有获得任何解释，哪怕最小的安抚也没有。当然那次我们拍了一些照片也就回来了，一直就没有再做这个事。
做这个事情的另一个起由，主要是我开始准备我今年四月份的一个展览，在德国。这个展览的一个部分是以四川地震的题材来做的，那么我很需要知道当时这些死去的学生，他们的名单，还有他们的人数。这个对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我看了一些学校，遍地都是学生的书包、教材……总之我觉得学生在这次地震中伤亡是很惨的。当然有很多说法，像豆腐渣工程、关于这种校舍的结构、质量问题等……
我想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可能被轻易地就掩盖过去的事实。但是你会发现，地震三百多天以后，“两会”的时候，四川省的副省长在谈这个地震问题的时候，发表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人数统计、学生死亡人数的统计上，他说太难了，说这事如何复杂。
你不认为复杂吗？
这个说法显然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有最严格的户籍制的一个国家。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学校都有很清楚的数字。所以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在敷衍，由于工作的效率和能力，使他们确实不具备，或没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些人、这些学生他们死亡数字。另外一个就是故意地要遮挡这一块。因为这个死亡学生数字确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它是一个追问的基础：为什么死了这么多？它在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到底哪些学校死了人，为什么有些学校一个没有死？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他们很难解释的问题。我相信他们是因为一种拖延，或是一种试图去把事实给……
显然我个人是没有证据的，我也不能武断地说它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我觉得这一切要基于一个很严格的调查，但这个调查首先又是不能由地方来组织完成的，应该是由比较独立的另一方来做。
当一个省长、省级的干部武断地说：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的地震就会有这样的塌方，那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死亡，我觉得这明显至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在这个之前、在他这样说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个队伍下到了四川，就是在拍这个纪录片。那么这个纪录片是关于死亡学生名单的调查，我们已经走访了有两百多个家属。听他们来谈他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
哦，你们也拍了纪录片。
基本上，完全是由他们来谈的。这样我们开始有一部分名单，要么你在网上获得，要么你实地调查。实地调查获得了一部分， 网上调查也获得了一部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办法只是自己去做，还必须公开。因为只有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公开化。
公开我先要经过市政府，所以我们打过了两百多个电话：从省一级的政府、教育厅、民政厅、公安，然后到县一级的、镇一级的，包括到学校的——所有这些都问询了。那么明显地他们是在推托，或者是说很诧异。去年我们打过，但是去年我们没做录音。那么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录音。做录音实际上是两点我们想做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证实。我们是先经过主动向政府来问这个名单，在这个记录当中会发现，没有一个单位会认为，一个公民去索取这个名单是可能的。他们会说我们不给个人，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名单，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名单，从来没有做过调查。
还有的人说，我们做了但是不能给你，只能给上级。当然更多的是说你怎么要我们都不会给你，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做什么用，你们有什么别的目的。还有人当时说你们是不是特务，这是国家机密。所以这个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场里面的一套做法。把信息公开、把公民的问责，都认为是如临大敌。这时候你就要问：这个系统整个是在遮挡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本来是一个自然灾害，是一个地震引起了死亡。那么这个死亡的人数跟所有人现在的生存为什么有这么敏感的关系？这个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显然这里是有某种内容在里边。
你说的内容是指什么？
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与类似事情的关注有一段时期了，就发现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政体。这个政体本身从某些方面看好像很严谨，但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承担责任的政体。所以又好像是完全没有人管，就变得非常的情绪化。在这样的社会，在这个集权的政体下，它实际上最大的特征就是削弱公民的知情权和他们的责任。你可以看到所谓的言论自由，所谓公开的信息都跟这个知情权是有关的。
没有知情权的一个社会，实际上公民是不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责任，当然也不能向政府问责，这样就给他们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从具体的事情来做起。具体的事情就是你尊重个人自己的情感、直觉和最简单的伦理判断：对、不对，是、非，还有事实、真相这些最基本的概念，然后付诸行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这个体制也好，关于这种落后的局面也好，还是很差的这种执政的方式也好，实际上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关于一个公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付诸行动，如何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去做，把它付诸行动。
这个是由于长期的社会的封闭，使大多数人丧失了这个能力。有的是来自政治上的原因，有的是来自经济上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有观点的人已经是很少了，但是有观点、有行为去承担责任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你如何界定和承担你自己的责任呢？
我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形式应该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所谓的油画、雕塑，应该跟网络、社会的变革是一致的。我是尽可能地在想象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结构，和这个社会发生有效的关系。所以有效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挪动过去的一个状态，怎么使它变形，怎么使它通过你的行为，使你更加清楚地认识你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你和周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些问题。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通过做建筑、做艺术、做出版、拍摄纪录片来完成这些事情。
实际上中国社会又有点像一个家庭：它是一种温情式的，情绪化的，它是一个非理性的。所以说中国从上个世纪说的我们要德先生、赛先生，其实中国人既不喜欢德先生、也不喜欢赛先生——如果能过的话，我们谁都不要的这么一个社会。因为过不下去了——行，我们先让一些人富起来。
这个社会又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商量、都等待别人去行为的。这你就看出来，我们今天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权力机构，实际上它也和我们普通人有一套完全一样的伦理系统。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承担责任，可能是这个社会将来变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这个社会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
承担责任，相信直觉。每个人要有态度，要有观点，然后要付诸实现。这是我们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个可能。那么今天有这个技术条件。这个可能性已经可以成为现实了，我认为。他们说得也对，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需要想象力的时代。这个需要想象力的时代需要我们。
彻底地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时代，是毛泽东当年的理想，但这个理想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实现。实际上在这个全球化与网络化之前、信息化来到之前，我们人类可以说一直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中的。虽然我们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工业革命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权力的机构、它的财富的方式、它的语言的这种方式，都是在同样的一种结构方式下的。
你觉得今天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只有到今天我觉得个人的权力才有可能出现，个人权力的关系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的个人，是一个人有可能自由地获得信息和自由地表达。这在以前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唯有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是瞬间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技术手段实际上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过去所拥有的技巧能力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表达方式、新的可能性。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所有的表达方式和可能性，一定是发生在我们对社会和自我环境改造的这个理由上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简单地说，我并不习惯于写作，并不习惯组织我的思考。但是我又同时是一个生活着的人，我对事物的观点是比较明确和强烈的。怎么样能使这个观点被表露出来，实际上是我做人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我做人也太失败了。就是我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远比我做艺术重要，也比我做建筑重要。因为那些手段太间接了，它的交流的可能性太间接了，而且能够与你交流的范围也是太小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但是由于我没有这个技巧，所以我一直很别扭。
我看到你对杨佳案等做了很多评论——
那么杨佳案、奥运，还有几个去年发生的比较公共性一些案例，使我有可能凭直觉地把第一思考直接放到博客里。我想可能整个社会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于这种直接的表露，或者说认为这样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或者麻烦。这使我变成了一个很突出的案例。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就不会带来麻烦，但是我从来都这样认为：当麻烦还没来之前，你就放弃了这个可能的时候，那实际你已经是麻烦的一个牺牲品。你已经不需要什么麻烦了，因为你已经在麻烦之中了。
所以我还是想试一试，这是我全部的愿望。实际上试一试关系到所谓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实际上也是关系到我个人，对我个人的状态，对我周围的状态的某种……其实是最简单的要求。但是在中国变成了某种理想化的要求，就觉得这个事不可以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有点幼稚。
很多人问我，你做得这么明显突出而且激烈？为什么没有人、有没有人找过你呢？没有任何人找过我。我相信我的态度使很多人不会找我，或者是不愿意来找我，因为我随时愿意跟任何人来对质。
我在我的博客里写得很清楚。我说我不会畏惧任何权力，不管它是来自何方。其实我是很明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要清楚地告诉别人你的意图的时候，别人也会对你……不能说有所尊重吧，但是至少他也会掂量着点。我是非常清楚地把我的观点说出来的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或者没有遇到四川省找麻烦？
没有，我甚至不认为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官方。我只知道有一些人做事不是太负责任，他们理应做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做好。我说那不行，我来做吧。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我是很傲慢的，就是他们对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评判，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会引起他们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我是一概不屑一顾。
如果有志愿者一旦被抓会怎么办？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良知。我们的志愿者每个人都做了很好的心理准备。他们都是真正的志愿者，他们都是了解社会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的人群。所以我也是同样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我们只找死者名单。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停止住我们这么简单的要求。你只要去想：这个死者可能是你的妹妹或是你的弟弟，那么你会在任何权力面前退缩吗？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当的行为。
你现在博客的点击量是多少？
好像一千零三十多万吧，一千多万。
没有遇到过被屏蔽的情况？
我还没有。我做的时候，有人看完我的文章，好像给人的气势是不容分说的，没有什么可以商量或者吓唬我的地方。
你也不在乎哪一天有警察来敲门？
我想我每天都在敲他们的门吧。杨佳那个案子，有时候写是在深夜、或者是在国外。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有时候觉得一个人进入到了很深的隧道里边，周围都会感觉到没有人，然后你必须往前走很远。当然你不走这么远的话，你不可能把话说清楚。但是你把话说清楚的时候，那确实有危险。
所以这个是常常会有的感觉，我觉得挫折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但是也会有满足感，你会发现有同样的人关心着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你可能听到网友的一句两句的留言，然后你就觉得很智慧，你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因为从他看问题的角度判断，还有你可以看到这种人性的温暖和色彩，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中国人有时候你会说很柔弱，但其实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的这种精神，很无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感人。
后记：
在我记录艾未未答问时，他的猫经常跑来投诉。这些猫都很可爱，可惜不说人话。
我眼里的艾未未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又想起那次讲座砸锅的缘起了，当时我举例说了艾未未在这里的最后一段话；我说在纪录片中，我想要捕捉一种状态，中国人灵魂的状态。打断我的专家说，艾未未代表中国人灵魂？你得了吧，他拿外国人的钱。
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中国人灵魂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疯子、我们看见傻子、我们看见与河蟹过招的草们马们，各有各的拙劲和巧劲。艾未未的文字和照片，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天才，他让人觉得罕有的，却是以艺术家的自由人格推开了需要虚饰的生活领域，从而打破了中国人普遍的、做人的规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公民是不能有对社会问题持有非议的（好了很多，禁区也在增多），与此同时，“政治”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包，随时成为雷区。本来，公民议政，在民主国家跟拉屎无异；可是，在中国，这个论域，三下两下就被划归于危害国家政治。国家和个人之间，始终是短兵相接，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动不动就要提升到国家政权的高度。这意思是说，哪怕你的权利顶多是个屁民，却时刻要像总统一样，一张嘴就要考虑外御强敌、内防奸贼。
在草场地和四川实地调研的志愿者们，拓展着这个社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四川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自己确立人格和独立心性的历练。在与僵化体制的对抗以及角色扮演的肢体冲突中，志愿者们把知情、参与和监督的理念带入了重建的社区。
我在整理这篇采访录时，艾未未与志愿者们又发起了新一轮公民独立调查。这次调查的焦点是有关川震倒塌学校教学楼的建筑质量，而在5·12周年祭时，四川方面已经明确宣布，没有发现倒塌学校有豆腐渣工程。
与此同时，国保也终于敲响了艾未未的门——并非如有些人所说：艾未未拿外国护照（待考）或外国人银子，警察就真的让他几分；接下来的剧情是艾未未调度110，前后有两次15位警察到场，含警车一辆，跨朝阳和东城两个行政区域。
作为艾姓一族，我当然希望后面不要再搞电警棍、地下室和老虎凳了。
还要补充的一个段子是，有一天，我正在改作业，一位整装待发的小伙子找到了我家里，他满头是汗，急切地说，我要做志愿者，我愿意赴汤蹈火——就是没想到，你原来是个女的（他可能把我当艾微微了）。瞧瞧，这个多小疯子，简直防不胜防，你该怎么办呢？
附录：
献给公民杨立才的战歌
我们都是艾疯子
每一个志愿者要找一份名单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森林里
到处都有我们志愿者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 没有穿
自有咱飞哥*送上前
收相机 收资料
贾局*给咱们找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个名字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抢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飞哥，见调查者手记：《彭飞的心事》）
*贾局，见调查者手记：《明天去见贾局长》
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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