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自由一樣美麗」

 霞、金燕、庆华、丽。

「像自由一樣美麗」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uting/archives/353289.aspx
／杜婷 @ 2010-2-25 0:03

春节了，编辑问可不可以访问几个在狱中的良心犯的妻子。在本该团圆的节日谈身陷囹圄的丈夫，唤起不平静的记忆，未免残忍，但还是应承下来，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在她们讲述之前，这些记忆是私人的，而文章发表之后或多或少都会有它的读者，记忆在读者的世界中复活，于是这就不再仅是她们个人的档案，而会成为时代记录的一部份，书写的意义大抵就在此了。虽如是，但我依然带着愧疚的原罪小心翼翼。

访问算得顺利，落笔的那一刻却迟疑了，不知该如何描述她们。是的，她们是刘晓波太太、胡佳太太、谭作人太太、黄琦太太，但她们首先是刘霞、曾金燕、王庆华、曾丽。她们是不同的，经历、性格都不同，她们又相似，坚强、丰富、执着、美好。

刘霞：「想到11年抚摸不到他，心碎。」

第一次打给刘霞的时候是刘晓波二审宣判的当天傍晚，电话中听得出她的疲累，「一定接受了不少访问吧？」，「是啊，从昨天开始嘴就没停过，先是问预期，结果出来后又问感想。」不忍心再打扰她，挂断了电话。当晚在twitter上看到她发的一段话，「从法院出来，直接被拉到一看，等候许久进去，我的傻瓜已经在会客室里了。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笑着。最后一分钟我拥抱他。我能摸到他的骨头，他抱我到骨头疼。回来想到11年抚摸不到他，心碎。」

过了几天再打给她，说想和她聊聊她和刘晓波之间的事，她先是答应了，考虑之后又觉得还是自己写下来会比较好，「两个人这些年风风雨雨走过来，那么多的事情一时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与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还不如我自己零敲碎打地写出来。我这个人嘴挺笨的，一向不善于口头表达，这也不是我的风格，还是文字比较适合我。」完全理解她，是的，那些细碎往事，隐秘心情，点点滴滴或许只有自己在面对记忆和内心时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语词，那么就留待刘霞自己来完成吧。

曾金燕：「只恨吃饭的人太少，期待有一天能做真正的团圆饭吧。」

大年夜的前一天，曾金燕开始计划年夜饭的菜谱，「腔骨萝卜汤、土豆牛肉、蘑菇鸡腿、眉州香肠、生菜沙拉，小吃南瓜饼，甜品两个——糯米枸杞粥和醪糟汤圆，榨汁机剩下的果蔬渣用来做素饼也非常好吃，就怕这些做完了吃到年初八也吃不完。」我赞她能干，她说：「只恨吃饭的人太少，期待有一天能做真正的团圆饭吧。」

曾金燕2006年结婚，丈夫胡佳2007年底被拘留，2008年4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对金燕而言这已是第三个无法和丈夫团聚的春节，「倒也和平日没太大不同，就是亲戚朋友都离开北京回家过年了，更冷清些，日子还是一样地过。」

照顾2岁多的女儿是金燕平时主要的工作，孩子刚出生1个月丈夫被抓，虽悲痛、愤怒，但金燕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要给给孩子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把我和胡佳的合影贴在床头，告诉宝宝这是爸爸，去探望胡佳的时候也都尽量带她去，现在她已经知道怎么去监狱，坐什么车了。每次见到胡佳宝宝都很开心，又唱又跳的，把平时我和她做的游戏做给胡佳看。」在2009年12月22日的博客中，金燕写到当天带女儿去看胡佳的情景，「胡佳把宝宝高高举起，宝宝两腿在空中交叉飞舞，兴奋极了。宝宝喜欢小二郎的歌，总说自己背着书包上学堂，胡佳也说『爸爸在里面上学堂』，宝宝说『我和妈妈上学堂』。临走时宝宝和我一起祝胡佳圣诞快乐元旦快乐。宝宝一开始很害羞，叫爸爸时只是轻轻哼哼，张开嘴却听不见多少声音。分别时才大声地喊爸爸，胡佳显然幸福又满足。」

为了让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爲了能在因原本工作的公司转让而失去工作之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金燕和小区的几位家长准备一起办一个幼儿家园。从去年春天开始筹划，筹到了启动资金，团队也基本成型，预计今年春天正式开园。然而就在上个月幼儿家园的房东却给金燕打电话说不能租房给她了，原因是所在地区的书记和管治安的人不允许，「他们和房东说『党交给你一个任务，不能租房给曾金燕，限她三日之内搬出，否则断水断电并且治你整你。』他们还说这是安全局的命令。」金燕多次试图和国保沟通，终无果。于是幼儿家园未开张就关闭了。

从大学时代开始金燕就不得不和国保打交道了。金燕自小患有严重的心肌炎，按当时高考的体检标准，她本是不能参加考试的。但为了读大学金燕做了充足的准备，她用药物掩盖了疾病的表征，最终通过体检，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经济学。长期患病的经历让金燕深知面对疾病和死亡时个人的渺小和无助，她希望可以帮助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于是一进大学金燕便开始在一个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民间机构做志愿者，在那里她认识了胡佳。不久他们相恋了。彼时胡佳已经长期从事环保和关注艾滋病患的工作，在当局眼中已是「政治敏感人物」。「当时国保就找我谈话，让我不要和胡佳谈恋爱。」虽感到压力，但金燕认为重要的是活在当下。「也许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所以我看得比较开吧。人总要经历各种苦，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无法遇到自己爱的人，我很幸运遇到胡佳。虽然选择和他在一起就注定不会有稳定的生活，但这是我必须承受的。」

「最难过的时候是05、06年，他总是失踪。头一天晚上还在和我吃饭，第二天就怎么都找不到他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不见了。」在这种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的折磨下，金燕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居然是胡佳被软禁在家里的时候。「至少我知道他在哪里，至少我能和他在一起。08年判决书出来，我当时很生气，很伤心，但同时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都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之前我和胡佳开车路过看守所，他开玩笑说『以后你就要来这里看我了』，那时为这种话我没少和他发脾气。」

金燕告诉我2011年6月26日是胡佳回家的日子，「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胡佳现在比较平静，我的焦虑感也就随之降低了。但我也知道他回来之后的生活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之前胡佳每次失踪回来后的头几天对我和他来讲都非常痛苦，他潜意识中会把对抗的情绪带回家，把我当做反抗的对象，虽然他并不想如此。」为了将来的生活，金燕目前正在学习心理创伤治疗。「阿兰牧师曾说过『对于一个囚犯而言，真正的监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天才开始的。』胡佳现在已经开始做关于监狱生活的梦，这是一个警示。」

长期被跟踪、监视，家人朋友受到威胁、恐吓，几乎做任何事情都被干扰，金燕所经历的作为他者的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然面对这一切，27岁的金燕坦然、平和，「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比如胡佳回来之后还将面对的软禁，但我们要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处，无论如何都不能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王庆华：「我是他的战友，我们早就在一条船上了。」

这个春节王庆华无法与丈夫团聚，就在几天前，丈夫谭作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已经是第2个春节不在一起过了，去年的时候他去灾区，其实那个时候更担心他，怕他出事。现在他在看守所，至少人是安全的。」

但这是王庆华和丈夫分开最久的一次。「半年多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8月他庭审的时候。」在庭审之前，他们亦有近半年的时间未见。在那次证人不被允许出庭，被告和辩方律师一发言即被打断的荒唐庭审后，王庆华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她和丈夫这一年来唯一的一次见面，「被两人押解的作人路过我面前时，我与女儿扑上前拥抱他，被人民警察强有力的手挡住，我们只看见他失望的背影。浦志强（谭作人的辩护律师）冲上前拥住我与女儿，我们三人痛哭失声，久久的。」

王庆华认识谭作人的时候，他还在医院做麻醉师。「他当时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成都很好的一家医院。后来离开是因为六四。六四时他去了北京，回来后知道肯定没办法再在医院工作下去，就辞职了。」丈夫辞职后，王庆华和他一起到了深圳，做了几年电器生意。「一个朋友一直游说他回来做环保，那朋友知道谭作人一直对环保方面有兴趣，再加上那时他父亲身体不好，我们想在老人身边照顾起来方便，就回来了。」

回到成都后谭作人去了民间环保社团「绿色江河」，「这些年他踏遍了成都的山山水水，看到有问题的地方他就写文章，给政府提建议，他一直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没什么风险，因为他没有要和谁做对。谭作人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他很温和。」

近些年谭作人一直没有稳定收入，家中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王庆华。「他总和朋友们说对不起我，我就很生气。我和他讲『这个家也是我的家，我不觉得一定要男人来养家。我们分工不同，你做的事情我做不了，那我来养家好了。』说了几次之后他就不怎么提对不起我了，虽然我知道他还是不会心安理得，还是会背包袱。其实挺委屈他的。」

纵然觉得自己做的事不会有危险，但在被抓之前谭作人还是有些预感，「国保经常找他谈话，软的硬的，那时候他就感觉到可能要出事。他和我谈过几次，当时他就说如果做这些事都能被抓那就让他们抓吧。所以那时开始我们就常和两个女儿讲，爸爸做的事情是对的，但可能会有危险，让她们也有个心理准备。我是没什麽想不开的，我一直是个挺洒脱的人。之前他正常做事的时候我是他的妻子，我支持他。他一旦有了危险，那我就是他的战友，我们早就在一条船上了。」

谭作人被抓后王庆华开始参加平日不会参加的一些活动，「之前我不太关心他做的那些事，我只是和他一样是个见到不公平的事就要站出来说话的人。现在他被抓，那我就要代他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等他出来。」

曾丽：「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当时我觉得那是对的，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在打电话给曾丽的前一天，她在看守所见到了丈夫黄琦。「是朋友托了关系才见到的，年前能见一面已经很不容易，下次再见恐怕就要等他被送到监狱之后了。」

曾丽说她早已习惯过年过节时丈夫不在身边。黄琦在2000年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3年之后宣判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5年黄琦获释。2008年黄琦再次被抓，这次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被判3年。「之前黄琦做生意，我在机关工作，那时候我什麽心都不操，一点压力都没有。这些年就完全不一样了，所有的事情都要一个人来承担。05年黄琦出来的时候说『你怎么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希望我还是之前那个无忧无虑，什么事都依赖他的小女人。」

曾丽1989年和黄琦结婚，「我们原定6月18号领证，因为六四所以推迟到7月10号才去注册。经历过六四的人多少都有一种情节，我们就更特殊些，所以后来注册网站的时候叫六四天网，虽然我们当时做的只是寻人，和六四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98年开始曾丽和黄琦用之前黄琦做生意赚到的钱创办了「天网寻人事务所」，帮助父母寻找失踪的孩子。「有政府支持，有媒体宣传，一切都挺顺利。后来在做的过程中渐渐接触到许多上访者，许多弱势群体，就想尽量帮帮他们，于是我们99年就做了网站，希望能提供一个平台。」

六四天网开通后除了和寻人相关的内容外，也会有一些时评文章，而正是这些文章给他们带来了牢狱之灾。「当时主要是有一些涉及法轮功和热比娅的文章，是网友贴到论坛的，我和黄琦作为网站管理者就被抓了。后来他们放了我，但一直拘留黄琦，直到03年才给他定罪。」

「最初完全没有想到做这个会有风险，只是觉得顶多是往里贴钱，偶尔也会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和黄琦抱怨。但那种不快很快就会被看到父母找到失踪儿童后一家人团聚的喜悦所取代，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就是你实实在在帮到了别人，别人从中受益，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正因为此，在黄琦被抓之后，曾丽一个人继续做着寻人的事。「又维持了两年多，因为受到国保威胁没有人敢租房给我，那段时间几乎每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家。后来实在没办法，再加上也没有经济来源，才不得已停下来的。」

黄琦05年出来后再次开通了六四天网，这一次他不再做寻人的事情，而是将天网变成了一个人权网站。「他更坚定了，也没有了之前的顾虑，还能怎么样呢？大不了再进去吧。但这一次他就不让我参与了，和之前不同这次他知道风险性，再说总要有个人打工挣钱，孩子要读书，大人要吃饭。」

在黄琦再次被抓后，曾丽辞了北京的工作，回来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经济拮据，她退了租来的房子，让孩子住在奶奶家，自己则住在打工的地方。「难是难，但也挺坦然的，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当时我觉得那是对的，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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